我是李怀德的警卫员 作者:佚名
第78章 李大虎出金句
李大虎没走。他把旗杆交给后勤科的人，自己靠著棵老槐树坐下。腿是软的，手还在微微发抖。
刚坐下，一个人影就凑了过来。
“同志，您是轧钢厂的旗手吧？”
是个戴眼镜的文化人，穿著中山装，左胸別著个“记者证”。正是刚才在观礼台拍照的那个。
李大虎站起来：“我是。”
“您好您好！”记者热情地伸出手，“我是《工人日报》的摄影记者，姓赵。刚才您那个方队，走得太漂亮了！特別是您打旗的姿势，那叫一个精神！”
“我想做个专题报导，”赵记者搓著手，“就写你们这个方队。老工人老劳模，配上您这样年轻的旗手——这寓意多好！传统与传承，坚守与希望！”
他越说越兴奋：“后天二版！至少半个版面！標题我都想好了：《老脊樑，新旗手——首都轧钢厂国庆游行侧记》！您看怎么样？”
李大虎：“这是集体的荣誉，不是我个人的。”
“明白明白！”赵记者连连点头，“肯定突出集体！但旗手是门面，总得多写几笔。您放心，我有分寸！”
他掏出笔记本：“方便问您几个问题吗？姓名，年龄，职务，还有……您当时走过天安门时，心里在想什么？”
李大虎沉默了一会儿。
在想什么？
在想前世电视里看过的阅兵。在想这一世扛起的责任。在想身后那五百张被岁月雕刻的脸。在想这个国家走过的路，和將要走的路。
但这些，都不能说。
他最后发自灵魂的说，“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，国家有力量。”
赵记者张著嘴，手里的钢笔悬在本子上空，目瞪口呆，显然没料到这个年轻的工人能说出这般有底气的话。
三秒过后，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 “说得好！”，紧接著，攒动的人群像是被点燃了一般，群眾反应过来齐齐叫好，掌声、叫好声混著 “对！就是这个理！” 的附和声，震得临时搭起的台子都微微发颤。
王师傅把搭在肩上的外套一甩，抢先开口：“赵记者，你是不知道！咱们李科长，那可是这个——”他竖起大拇指，手上的老茧在路灯下泛著光。退伍军人出身，在部队的时候就立了二等功和三等功。去年抓的特务，今年抓的人贩子，和李厂长一起阻击特务攻击厂办公大楼。裤襠藏枪四枪击毙四个歹徒。例举著李大虎的功绩。
“上个月！”另一个老师傅凑过来，嗓门洪亮，“故宫那案子，知道不？金册子、宝刀，让人偷了！市局都没辙，限期破案！结果怎么著？咱们李科长，带著几个保卫员跑山东，三天！就三天！连人带赃，全给端回来了！”
赵记者的笔飞快地动著：“等等，慢点说……故宫盗宝案？是那个上了內参的案子？”
“可不就是！”王师傅一拍大腿，“部里都惊动了！罗局长——就市局那个罗局长，亲自给咱们厂打电话，说要给李科长请功！”
赵记者呼吸都急促了。他放下笔，从相机包里又掏出个笔记本：“老师傅，您仔细说说，怎么破的案？”
“那我哪知道细节？”王师傅挠挠头，“听保卫科的小陈说，李科长就从现场几滴血、半个脚印，一路查了下去。就抓到了。我们说的简单，李队长肯定花了很多心思”老师傅又说：“有些人的故事，就像冰山。你能看见的，永远只是浮在水面上那一小角。”李大虎，就是这样一座冰山。
又问了些细节，赵记者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临走时还再三保证：“明天一定见报！您等著瞧！”
李大虎看著他匆匆离去的背影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追了两步：“赵记者！”
“哎！”赵记者回头。
“照片……”李大虎顿了顿，“能多洗几张吗？我想给方队里的老师傅们，一人留一张。”
赵记者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：“行！没问题！我多洗五十张，送到你们厂里去！”
《工人日报》的编辑部，下午四点。
赵记者几乎是撞开主编办公室的门的。他怀里抱著帆布包，脸上泛著亢奋的红光，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嚇人。
“主编！重大选题！必须上！”他把帆布包往桌上一放，掏出笔记本，“这个李大虎——轧钢厂的保卫科长，今天游行打旗的那个——您猜怎么著？”
主编老陈正在审明天的头版清样，头版大標题是《国庆十周年大阅兵圆满成功》，配著天安门前坦克方队的巨幅照片。他抬了抬眼皮：“小李？知道，罗局长提过。”
“不止！”赵记者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，指著那两栏內容，“您看看！故宫盗宝案是他破的！潜伏特务是他抓的！还救过被拐儿童！还——”
老陈摘下老花镜，接过笔记本。他看得很慢，手指在那些字句上慢慢移动。看到“裤襠藏枪，四枪毙了四个歹徒”时，眉头跳了跳；看到“和李厂长一起阻击特务攻击厂办公大楼”时，手指停住了。
“这些……都核实了？”老陈的声音很沉。
“轧钢厂的老工人亲口说的！好些人都在场！”赵记者又说“照片马上洗出来”，“到时候您再看看——游行时我抓拍的！他说了句话：『我们这一代人，是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，国家有力量』！您听听！这话！”
陈主编从赵记者手里接过笔记本时，手指都在微微发颤。
那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其实很普通，边角已经磨得起毛，內页被赵记者写得密密麻麻，墨跡深浅不一。但此刻在陈主编眼里，它重若千钧。
他双手捧著，像是捧著一块烧红的炭，又像是捧著一颗跳动的心臟。老花镜滑到鼻尖，他顾不上扶，只是死死盯著那些字句——
“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，国家有力量”。
二十五个字。赵记者用红笔圈了出来，在旁边批註：“游行现场，李大虎原话。”
陈主编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。
他干了一辈子新闻，听过太多口號，写过太多豪言。有些是真心，有些是应景，有些……连说话的人自己都不信。
但这二十五个字不一样。它太简单，简单得像一句大白话。可又太厚重，厚重得能压住一个时代。
陈主编仿佛能看见那个场景：长安街上，万眾瞩目，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扛著厂旗，回头对记者说出这句话。身后是五百个老工人，头顶是十月的天空，眼前是崭新的共和国。
“太好了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声音发哑，“说得太好了……”
不是“伟大”，不是“光荣”，不是那些用滥了的词。是“红旗”，是“春风”，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意象。
红旗是什么？是这个国家用鲜血染红的信仰。
春风是什么？是这个时代用汗水浇灌的希望。
第78章 李大虎出金句
李大虎没走。他把旗杆交给后勤科的人，自己靠著棵老槐树坐下。腿是软的，手还在微微发抖。
刚坐下，一个人影就凑了过来。
“同志，您是轧钢厂的旗手吧？”
是个戴眼镜的文化人，穿著中山装，左胸別著个“记者证”。正是刚才在观礼台拍照的那个。
李大虎站起来：“我是。”
“您好您好！”记者热情地伸出手，“我是《工人日报》的摄影记者，姓赵。刚才您那个方队，走得太漂亮了！特別是您打旗的姿势，那叫一个精神！”
“我想做个专题报导，”赵记者搓著手，“就写你们这个方队。老工人老劳模，配上您这样年轻的旗手——这寓意多好！传统与传承，坚守与希望！”
他越说越兴奋：“后天二版！至少半个版面！標题我都想好了：《老脊樑，新旗手——首都轧钢厂国庆游行侧记》！您看怎么样？”
李大虎：“这是集体的荣誉，不是我个人的。”
“明白明白！”赵记者连连点头，“肯定突出集体！但旗手是门面，总得多写几笔。您放心，我有分寸！”
他掏出笔记本：“方便问您几个问题吗？姓名，年龄，职务，还有……您当时走过天安门时，心里在想什么？”
李大虎沉默了一会儿。
在想什么？
在想前世电视里看过的阅兵。在想这一世扛起的责任。在想身后那五百张被岁月雕刻的脸。在想这个国家走过的路，和將要走的路。
但这些，都不能说。
他最后发自灵魂的说，“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，国家有力量。”
赵记者张著嘴，手里的钢笔悬在本子上空，目瞪口呆，显然没料到这个年轻的工人能说出这般有底气的话。
三秒过后，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 “说得好！”，紧接著，攒动的人群像是被点燃了一般，群眾反应过来齐齐叫好，掌声、叫好声混著 “对！就是这个理！” 的附和声，震得临时搭起的台子都微微发颤。
王师傅把搭在肩上的外套一甩，抢先开口：“赵记者，你是不知道！咱们李科长，那可是这个——”他竖起大拇指，手上的老茧在路灯下泛著光。退伍军人出身，在部队的时候就立了二等功和三等功。去年抓的特务，今年抓的人贩子，和李厂长一起阻击特务攻击厂办公大楼。裤襠藏枪四枪击毙四个歹徒。例举著李大虎的功绩。
“上个月！”另一个老师傅凑过来，嗓门洪亮，“故宫那案子，知道不？金册子、宝刀，让人偷了！市局都没辙，限期破案！结果怎么著？咱们李科长，带著几个保卫员跑山东，三天！就三天！连人带赃，全给端回来了！”
赵记者的笔飞快地动著：“等等，慢点说……故宫盗宝案？是那个上了內参的案子？”
“可不就是！”王师傅一拍大腿，“部里都惊动了！罗局长——就市局那个罗局长，亲自给咱们厂打电话，说要给李科长请功！”
赵记者呼吸都急促了。他放下笔，从相机包里又掏出个笔记本：“老师傅，您仔细说说，怎么破的案？”
“那我哪知道细节？”王师傅挠挠头，“听保卫科的小陈说，李科长就从现场几滴血、半个脚印，一路查了下去。就抓到了。我们说的简单，李队长肯定花了很多心思”老师傅又说：“有些人的故事，就像冰山。你能看见的，永远只是浮在水面上那一小角。”李大虎，就是这样一座冰山。
又问了些细节，赵记者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临走时还再三保证：“明天一定见报！您等著瞧！”
李大虎看著他匆匆离去的背影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追了两步：“赵记者！”
“哎！”赵记者回头。
“照片……”李大虎顿了顿，“能多洗几张吗？我想给方队里的老师傅们，一人留一张。”
赵记者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：“行！没问题！我多洗五十张，送到你们厂里去！”
《工人日报》的编辑部，下午四点。
赵记者几乎是撞开主编办公室的门的。他怀里抱著帆布包，脸上泛著亢奋的红光，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嚇人。
“主编！重大选题！必须上！”他把帆布包往桌上一放，掏出笔记本，“这个李大虎——轧钢厂的保卫科长，今天游行打旗的那个——您猜怎么著？”
主编老陈正在审明天的头版清样，头版大標题是《国庆十周年大阅兵圆满成功》，配著天安门前坦克方队的巨幅照片。他抬了抬眼皮：“小李？知道，罗局长提过。”
“不止！”赵记者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，指著那两栏內容，“您看看！故宫盗宝案是他破的！潜伏特务是他抓的！还救过被拐儿童！还——”
老陈摘下老花镜，接过笔记本。他看得很慢，手指在那些字句上慢慢移动。看到“裤襠藏枪，四枪毙了四个歹徒”时，眉头跳了跳；看到“和李厂长一起阻击特务攻击厂办公大楼”时，手指停住了。
“这些……都核实了？”老陈的声音很沉。
“轧钢厂的老工人亲口说的！好些人都在场！”赵记者又说“照片马上洗出来”，“到时候您再看看——游行时我抓拍的！他说了句话：『我们这一代人，是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，国家有力量』！您听听！这话！”
陈主编从赵记者手里接过笔记本时，手指都在微微发颤。
那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其实很普通，边角已经磨得起毛，內页被赵记者写得密密麻麻，墨跡深浅不一。但此刻在陈主编眼里，它重若千钧。
他双手捧著，像是捧著一块烧红的炭，又像是捧著一颗跳动的心臟。老花镜滑到鼻尖，他顾不上扶，只是死死盯著那些字句——
“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，国家有力量”。
二十五个字。赵记者用红笔圈了出来，在旁边批註：“游行现场，李大虎原话。”
陈主编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。
他干了一辈子新闻，听过太多口號，写过太多豪言。有些是真心，有些是应景，有些……连说话的人自己都不信。
但这二十五个字不一样。它太简单，简单得像一句大白话。可又太厚重，厚重得能压住一个时代。
陈主编仿佛能看见那个场景：长安街上，万眾瞩目，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扛著厂旗，回头对记者说出这句话。身后是五百个老工人，头顶是十月的天空，眼前是崭新的共和国。
“太好了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声音发哑，“说得太好了……”
不是“伟大”，不是“光荣”，不是那些用滥了的词。是“红旗”，是“春风”，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意象。
红旗是什么？是这个国家用鲜血染红的信仰。
春风是什么？是这个时代用汗水浇灌的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