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李怀德的警卫员 作者:佚名
第82章 残疾军人
荣军院的病房里，灯早就熄了。
赵卫国坐在床沿上，低著头，盯著自己那条腿——不，是盯著裤管空空荡荡。
他今年二十四岁。一年前在边境，踩上一颗地雷。醒来时，左腿膝盖以下就没了。二等功的奖章压在枕头底下，摸著烫手——那是用半条腿换来的。
父母坐在对面的床上，已经哭过几轮了。老两口从河北老家赶来，坐了三天车，就为了接儿子回去。
“卫国啊，”母亲的声音哑得厉害，“跟妈回家。妈养你。”
父亲闷头抽著旱菸：“咱家还有三亩地，我还能干。你就在家，帮著看看门，喂喂鸡……”
赵卫国没说话。他盯著裤管，盯著盯著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砸在裤管上，啪嗒，啪嗒。
他不想回去。不是嫌农村苦，是不想拖累父母。父母都六十多了，该享福的年纪，还要伺候他这个残废儿子？
可他还能干什么？哪个单位会要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？
夜深了。护士来查过房，叮嘱早点睡。父母也劝他躺下。
赵卫国躺下了，但睡不著。他睁著眼睛看天花板，看月光在天花板上投下的、窗欞的影子。那影子像柵栏，把他困在这里，困在这个没有未来的地方。
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，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啪嗒啪嗒，由远及近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
“卫国！赵卫国！”
是张干事的声音，激动得变了调。
赵卫国的父母嚇了一跳。
张干事闯了进来，满头大汗。他看见赵卫国，眼睛一亮，几乎是扑过来的：“卫国！你的工作！有著落了！”
赵卫国脑子嗡的一声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“红星轧钢厂！”张干事喘著粗气，“首都红星轧钢厂！要你！”
“要……要我？”赵卫国嘴唇哆嗦著，“要我……能干什么？”
“保卫处！”张干事一屁股坐在床边，“治安科！在大门做登记！坐著干活儿，不费腿！”
他连珠炮似的说：“正式工！所有福利都有！工资按三级工算！以后还能给孩子接班！”
赵卫国彻底懵了。他父母也懵了，老两口互相看看，又看看张干事，怀疑是不是在做梦。
“张干事，”赵卫国的父亲小心地问，“这……这是真的？”
“千真万確！”张干事从兜里掏出张纸条，“介绍信都开好了！下周一报到！地址在这儿——”
他把纸条塞到赵卫国手里。纸条皱巴巴的，但上面的字清晰有力：
兹介绍赵卫国同志前往首都红星轧钢厂保卫处报到。
落款：荣军院安置办。
赵卫国的手指抚过那些字，一遍，又一遍。纸条被他的汗浸湿了，但字跡依然清晰。
“可是……”他还是不敢相信，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工厂要我？”
“因为……”张干事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，眼眶有点红，“因为红星轧钢厂保卫处的治安科科长，叫李大虎。”
“李大虎？”
“跟咱们一个部队出来的。”张干事说，“和你一年入伍，听说了你的事。”
“他现在……”赵卫国声音发颤，“当科长了？”
“何止科长！”张干事激动地说，“国庆游行打旗的那个，报纸上登的那个『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』——就是他！”
赵卫国想起来了。这几天荣军院里也在传那份报纸，说有个年轻的保卫科长，说了句特別提气的话。他当时还跟病友说：“这才叫新时代的军人。”
“他听说你在荣军院，安置不出去，”张干事接著说，“二话不说就说：『送来。我们厂要。』”
简简单单六个字。
送来。我们厂要。
赵卫国的眼泪终於决堤了。他捂著脸，肩膀剧烈地抖动。父母也哭了，母亲抱著他，父亲背过身去抹眼泪。
一年了。
从受伤到现在，一年了。
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拖著一条断腿，回农村，靠父母养活，成为村里的笑话，成为父母的累赘。
可现在，有人告诉他：我们要你。
不嫌你残，不嫌你废。
就因为你是军人，你为国家流过血。
就因为，咱们是一个部队出来的。
张干事站起来，拍了拍赵卫国的肩膀：“卫国，好好干。別给咱们部队丟人，也別给李大虎丟人。咱们部队在那不少人，你放心，说不定你都认识。”
“我……我一定！”赵卫国抬起泪眼，用力点头。
“对了，”张干事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，“李大虎让我带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他说——”张干事一字一顿，“来了，就是兄弟。有他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。”
门关上了。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。
病房里，灯还亮著。
赵卫国捧著那张介绍信，捧得紧紧的，像捧著救命稻草，像捧著重新燃起的希望。
父母围在他身边，老泪纵横，但这次是欢喜的泪。
“卫国，”母亲摸著他的头髮，“这个李大虎……是咱家的恩人。”
父亲用力点头：“到了厂里，好好干。”
“嗯。”赵卫国抹了把脸，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，“我一定好好干。”
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那张介绍信上。
照在“红星轧钢厂”那几个字上。
这样的情景在另外的房间也在发生
王建国，听力严重受损，交流都困难。已经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回老家放羊。天快亮时，指导员跑进来，手里挥舞著一张纸：“建国！別走！轧钢厂！治安科后勤管理员！正式工，看你这耳朵！那的治安科长是咱们部队的李大虎，你应该认识啊。”
周一上午，轧钢厂保卫科的走廊里站满了人。
十五个汉子，排成两排。十个站得笔直，是健全的退伍兵；五个或拄拐，或空著袖筒，或眼睛上带著墨镜——是那些伤残战友。他们穿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有的还別著褪色的领章，虽然已经退伍，但军人的烙印，刻在骨子里。
走廊很静。只有远处车间传来的机器轰鸣声，和这些汉子粗重的呼吸声。
门开了。李大虎走出来。
他今天没穿制服，就一身普通的蓝布工装，但腰杆挺得笔直。看见走廊里这些人，他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——不是领导接见下属那种笑，是战友重逢那种，发自內心的笑。
“都来了？”他声音不高，但清晰，“进屋，进屋，別在外头站著。”
他把人往办公室里让。办公室不大，一下子挤进十五个人，更显侷促。但没人嫌挤，都找地方站著，或靠著墙。
李大虎从抽屉里拿出包大前门，拆开，挨个递烟：“来，抽菸。”
那些健全的兵接过烟，还有些拘谨。伤残的几个，手都有些抖——不是怕，是激动。
“坐啊，都坐。”李大虎自己先拉了把椅子坐下，“站著干什么？在部队怎么坐，在这还怎么坐。”
这话一说，气氛鬆了些。有几个胆子大的，找了凳子坐下。拄拐的不方便，李大虎亲自过去，帮他坐好。
“自我介绍一下，”李大虎点了烟，吸了一口，“我叫李大虎，咱们部队出来的。现在在厂里管保卫。以后，咱们就是同事了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：“但在这之前，咱们首先是战友。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，生死兄弟。”
这话说得重。几个伤残兵的眼眶当时就红了。
“来，都说说，”李大虎把菸灰缸往中间推了推，“叫什么，原来在哪个部队，现在什么情况。”
第一个说话的是赵卫国。他拄著拐站起来，想立正，被李大虎按住了：“坐著说。”
“报告……李科长，”赵卫国声音有些紧，“我叫赵卫国，原xx军xx师侦察连，执行任务时踩著了地雷，左腿截肢。现在……现在好了，能拄拐走路。”
李大虎点点头，没多问伤的事，反而问：“侦察连？老班长是不是叫王铁柱？”
赵卫国眼睛一亮：“您认识王班长？”
“何止认识。”李大虎笑了，“新兵连时，他是我班长。后来我调走了，他还给我写过信。”
“侦察连出来的兵，不能没人管。”
赵卫国的眼泪掉下来了，砸在手背上，滚烫。
接下来是孙立军。他眼睛不好，站起来时晃了一下，李大虎扶住他。
“我叫孙立军，工兵团的。”他声音很小，“排雷时伤的，右眼没了，左眼……也不太好。”
“工兵团？”李大虎想了想，“你们团长是不是姓张，外號『张老虎』？”
“您……您怎么知道？”孙立军惊讶地睁大左眼。
“我跟他儿子是战友。”李大虎说，“他儿子叫张建国，在后勤部，跟我一批提的干。老团长每次写信，都提到你们工兵团，说你们是『刀尖上的舞者』。你不用担心，工作职位有夜班电话值守员，仓库看守员，巡逻队內勤协管员，巡逻员你自己挑。”
孙立军用力点头。
一个接一个，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情况。健全的十个，有汽车兵，有炮兵，有通信兵。伤残的五个，除了赵卫国和孙立军，还有失去右手的李胜利，听力受损的王建国。
神奇的是，每个人说到的部队、番號、甚至某个班长、连长，李大虎都能接上话——要么是他认识的，要么是他战友认识的，要么是他听说过。
这一刻——这些战友知道，他不是在施捨，是在认亲。
“好了，”一圈聊完，李大虎掐灭菸头，“情况我都了解了。现在说正事。”
所有人都坐直了身子。
“保卫工作，看著简单，实则艰巨。”李大虎声音严肃起来，“轧钢厂是重点单位，进出车辆多，人员复杂。你们来了，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扛责任的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健全的同志，分到巡逻队、检查岗。伤残的同志，大门登记、仓库清点、后勤保障——岗位不同，责任一样重。”
“我不管你们以前立过什么功，受过什么伤。到了这里，就是保卫处的一员。该站岗站岗，该登记登记，该清点清点。不能因为身体原因，就降低標准。”
这话说得硬，但没人觉得刺耳。相反，那些伤残兵的眼神更亮了——他们要的不是特殊照顾，是平等对待。
“另外，”李大虎补充，“三天后正式报到。这三天，你们熟悉熟悉环境，该办手续办手续。外地的同志——”
他看向那几个从外地荣军院来的：“厂里给安排宿舍，两人一间。有家属的，等稳定了，可以申请家属房。”
这话又暖了人心。几个外地兵连连点头。
“中午，”李大虎站起来，“小食堂，我请大家吃饭。但丑话说前头——不喝酒。下午还要办事，喝了误事。”
有人笑了。气氛彻底轻鬆下来。
中午的小食堂，李大虎包了两张桌子。菜是四菜一汤：土豆丝、炒白菜、燉豆腐、拌黄瓜，外加一大盆鸡蛋汤。不算丰盛，但实在。
吃饭时，李大虎没分主次，就跟大家挤在一起。他给这个夹菜，给那个盛汤，像部队里照顾新兵的老班长。
“我需要人。”李大虎坦诚地说，“需要信得过的人，需要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。而你们——军人出身，政治过硬，素质过硬——正是我需要的人。”
他举起茶杯：“所以，这顿饭，既是接风，也是约定。
茶杯举起来，十五个杯子碰在一起。
以茶代酒，但情谊比酒浓。
饭后，李大虎送他们出厂。站在厂门口，他看著这些战友——健全的，伤残的，都挺直了腰杆。
“三天后，”他说，“我在这里等你们。”
“是！”十五个人齐声应答，像在部队时一样。
李大虎笑了，挥挥手。
第82章 残疾军人
荣军院的病房里，灯早就熄了。
赵卫国坐在床沿上，低著头，盯著自己那条腿——不，是盯著裤管空空荡荡。
他今年二十四岁。一年前在边境，踩上一颗地雷。醒来时，左腿膝盖以下就没了。二等功的奖章压在枕头底下，摸著烫手——那是用半条腿换来的。
父母坐在对面的床上，已经哭过几轮了。老两口从河北老家赶来，坐了三天车，就为了接儿子回去。
“卫国啊，”母亲的声音哑得厉害，“跟妈回家。妈养你。”
父亲闷头抽著旱菸：“咱家还有三亩地，我还能干。你就在家，帮著看看门，喂喂鸡……”
赵卫国没说话。他盯著裤管，盯著盯著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砸在裤管上，啪嗒，啪嗒。
他不想回去。不是嫌农村苦，是不想拖累父母。父母都六十多了，该享福的年纪，还要伺候他这个残废儿子？
可他还能干什么？哪个单位会要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？
夜深了。护士来查过房，叮嘱早点睡。父母也劝他躺下。
赵卫国躺下了，但睡不著。他睁著眼睛看天花板，看月光在天花板上投下的、窗欞的影子。那影子像柵栏，把他困在这里，困在这个没有未来的地方。
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，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啪嗒啪嗒，由远及近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
“卫国！赵卫国！”
是张干事的声音，激动得变了调。
赵卫国的父母嚇了一跳。
张干事闯了进来，满头大汗。他看见赵卫国，眼睛一亮，几乎是扑过来的：“卫国！你的工作！有著落了！”
赵卫国脑子嗡的一声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“红星轧钢厂！”张干事喘著粗气，“首都红星轧钢厂！要你！”
“要……要我？”赵卫国嘴唇哆嗦著，“要我……能干什么？”
“保卫处！”张干事一屁股坐在床边，“治安科！在大门做登记！坐著干活儿，不费腿！”
他连珠炮似的说：“正式工！所有福利都有！工资按三级工算！以后还能给孩子接班！”
赵卫国彻底懵了。他父母也懵了，老两口互相看看，又看看张干事，怀疑是不是在做梦。
“张干事，”赵卫国的父亲小心地问，“这……这是真的？”
“千真万確！”张干事从兜里掏出张纸条，“介绍信都开好了！下周一报到！地址在这儿——”
他把纸条塞到赵卫国手里。纸条皱巴巴的，但上面的字清晰有力：
兹介绍赵卫国同志前往首都红星轧钢厂保卫处报到。
落款：荣军院安置办。
赵卫国的手指抚过那些字，一遍，又一遍。纸条被他的汗浸湿了，但字跡依然清晰。
“可是……”他还是不敢相信，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工厂要我？”
“因为……”张干事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，眼眶有点红，“因为红星轧钢厂保卫处的治安科科长，叫李大虎。”
“李大虎？”
“跟咱们一个部队出来的。”张干事说，“和你一年入伍，听说了你的事。”
“他现在……”赵卫国声音发颤，“当科长了？”
“何止科长！”张干事激动地说，“国庆游行打旗的那个，报纸上登的那个『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』——就是他！”
赵卫国想起来了。这几天荣军院里也在传那份报纸，说有个年轻的保卫科长，说了句特別提气的话。他当时还跟病友说：“这才叫新时代的军人。”
“他听说你在荣军院，安置不出去，”张干事接著说，“二话不说就说：『送来。我们厂要。』”
简简单单六个字。
送来。我们厂要。
赵卫国的眼泪终於决堤了。他捂著脸，肩膀剧烈地抖动。父母也哭了，母亲抱著他，父亲背过身去抹眼泪。
一年了。
从受伤到现在，一年了。
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拖著一条断腿，回农村，靠父母养活，成为村里的笑话，成为父母的累赘。
可现在，有人告诉他：我们要你。
不嫌你残，不嫌你废。
就因为你是军人，你为国家流过血。
就因为，咱们是一个部队出来的。
张干事站起来，拍了拍赵卫国的肩膀：“卫国，好好干。別给咱们部队丟人，也別给李大虎丟人。咱们部队在那不少人，你放心，说不定你都认识。”
“我……我一定！”赵卫国抬起泪眼，用力点头。
“对了，”张干事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，“李大虎让我带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他说——”张干事一字一顿，“来了，就是兄弟。有他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。”
门关上了。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。
病房里，灯还亮著。
赵卫国捧著那张介绍信，捧得紧紧的，像捧著救命稻草，像捧著重新燃起的希望。
父母围在他身边，老泪纵横，但这次是欢喜的泪。
“卫国，”母亲摸著他的头髮，“这个李大虎……是咱家的恩人。”
父亲用力点头：“到了厂里，好好干。”
“嗯。”赵卫国抹了把脸，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，“我一定好好干。”
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那张介绍信上。
照在“红星轧钢厂”那几个字上。
这样的情景在另外的房间也在发生
王建国，听力严重受损，交流都困难。已经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回老家放羊。天快亮时，指导员跑进来，手里挥舞著一张纸：“建国！別走！轧钢厂！治安科后勤管理员！正式工，看你这耳朵！那的治安科长是咱们部队的李大虎，你应该认识啊。”
周一上午，轧钢厂保卫科的走廊里站满了人。
十五个汉子，排成两排。十个站得笔直，是健全的退伍兵；五个或拄拐，或空著袖筒，或眼睛上带著墨镜——是那些伤残战友。他们穿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有的还別著褪色的领章，虽然已经退伍，但军人的烙印，刻在骨子里。
走廊很静。只有远处车间传来的机器轰鸣声，和这些汉子粗重的呼吸声。
门开了。李大虎走出来。
他今天没穿制服，就一身普通的蓝布工装，但腰杆挺得笔直。看见走廊里这些人，他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——不是领导接见下属那种笑，是战友重逢那种，发自內心的笑。
“都来了？”他声音不高，但清晰，“进屋，进屋，別在外头站著。”
他把人往办公室里让。办公室不大，一下子挤进十五个人，更显侷促。但没人嫌挤，都找地方站著，或靠著墙。
李大虎从抽屉里拿出包大前门，拆开，挨个递烟：“来，抽菸。”
那些健全的兵接过烟，还有些拘谨。伤残的几个，手都有些抖——不是怕，是激动。
“坐啊，都坐。”李大虎自己先拉了把椅子坐下，“站著干什么？在部队怎么坐，在这还怎么坐。”
这话一说，气氛鬆了些。有几个胆子大的，找了凳子坐下。拄拐的不方便，李大虎亲自过去，帮他坐好。
“自我介绍一下，”李大虎点了烟，吸了一口，“我叫李大虎，咱们部队出来的。现在在厂里管保卫。以后，咱们就是同事了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：“但在这之前，咱们首先是战友。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，生死兄弟。”
这话说得重。几个伤残兵的眼眶当时就红了。
“来，都说说，”李大虎把菸灰缸往中间推了推，“叫什么，原来在哪个部队，现在什么情况。”
第一个说话的是赵卫国。他拄著拐站起来，想立正，被李大虎按住了：“坐著说。”
“报告……李科长，”赵卫国声音有些紧，“我叫赵卫国，原xx军xx师侦察连，执行任务时踩著了地雷，左腿截肢。现在……现在好了，能拄拐走路。”
李大虎点点头，没多问伤的事，反而问：“侦察连？老班长是不是叫王铁柱？”
赵卫国眼睛一亮：“您认识王班长？”
“何止认识。”李大虎笑了，“新兵连时，他是我班长。后来我调走了，他还给我写过信。”
“侦察连出来的兵，不能没人管。”
赵卫国的眼泪掉下来了，砸在手背上，滚烫。
接下来是孙立军。他眼睛不好，站起来时晃了一下，李大虎扶住他。
“我叫孙立军，工兵团的。”他声音很小，“排雷时伤的，右眼没了，左眼……也不太好。”
“工兵团？”李大虎想了想，“你们团长是不是姓张，外號『张老虎』？”
“您……您怎么知道？”孙立军惊讶地睁大左眼。
“我跟他儿子是战友。”李大虎说，“他儿子叫张建国，在后勤部，跟我一批提的干。老团长每次写信，都提到你们工兵团，说你们是『刀尖上的舞者』。你不用担心，工作职位有夜班电话值守员，仓库看守员，巡逻队內勤协管员，巡逻员你自己挑。”
孙立军用力点头。
一个接一个，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情况。健全的十个，有汽车兵，有炮兵，有通信兵。伤残的五个，除了赵卫国和孙立军，还有失去右手的李胜利，听力受损的王建国。
神奇的是，每个人说到的部队、番號、甚至某个班长、连长，李大虎都能接上话——要么是他认识的，要么是他战友认识的，要么是他听说过。
这一刻——这些战友知道，他不是在施捨，是在认亲。
“好了，”一圈聊完，李大虎掐灭菸头，“情况我都了解了。现在说正事。”
所有人都坐直了身子。
“保卫工作，看著简单，实则艰巨。”李大虎声音严肃起来，“轧钢厂是重点单位，进出车辆多，人员复杂。你们来了，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扛责任的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健全的同志，分到巡逻队、检查岗。伤残的同志，大门登记、仓库清点、后勤保障——岗位不同，责任一样重。”
“我不管你们以前立过什么功，受过什么伤。到了这里，就是保卫处的一员。该站岗站岗，该登记登记，该清点清点。不能因为身体原因，就降低標准。”
这话说得硬，但没人觉得刺耳。相反，那些伤残兵的眼神更亮了——他们要的不是特殊照顾，是平等对待。
“另外，”李大虎补充，“三天后正式报到。这三天，你们熟悉熟悉环境，该办手续办手续。外地的同志——”
他看向那几个从外地荣军院来的：“厂里给安排宿舍，两人一间。有家属的，等稳定了，可以申请家属房。”
这话又暖了人心。几个外地兵连连点头。
“中午，”李大虎站起来，“小食堂，我请大家吃饭。但丑话说前头——不喝酒。下午还要办事，喝了误事。”
有人笑了。气氛彻底轻鬆下来。
中午的小食堂，李大虎包了两张桌子。菜是四菜一汤：土豆丝、炒白菜、燉豆腐、拌黄瓜，外加一大盆鸡蛋汤。不算丰盛，但实在。
吃饭时，李大虎没分主次，就跟大家挤在一起。他给这个夹菜，给那个盛汤，像部队里照顾新兵的老班长。
“我需要人。”李大虎坦诚地说，“需要信得过的人，需要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。而你们——军人出身，政治过硬，素质过硬——正是我需要的人。”
他举起茶杯：“所以，这顿饭，既是接风，也是约定。
茶杯举起来，十五个杯子碰在一起。
以茶代酒，但情谊比酒浓。
饭后，李大虎送他们出厂。站在厂门口，他看著这些战友——健全的，伤残的，都挺直了腰杆。
“三天后，”他说，“我在这里等你们。”
“是！”十五个人齐声应答，像在部队时一样。
李大虎笑了，挥挥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