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几天,李秀芝又“偶遇”了於海棠下班,聊起家常,说起自己丈夫单位有个同事,跟何雨柱是朋友,夸他仗义、会疼人。
    於海棠听著,脸上微微有些红,但依旧矜持。
    王建国从妻子那里听到进展,不置可否。
    成不成,看他们自己缘分。
    他这么做,一方面是真觉得傻柱该成家,稳定下来对院里也好;另一方面,或许潜意识里,也是想看看,提前拨动一下命运的琴弦,会不会发出不同的声音。
    这对他来说,像是个冷静的实验,观察著这些“剧本”中的人物,在稍微改变的参数下,会如何行动。
    1961年,就在飢饿、算计、绝望以及一点点微不足道的、关於男女婚事的隱密期待中,沉重地翻过了最后一页。
    四合院的冬日,依旧寒冷彻骨。
    但有些种子,已经在冰封的泥土下,悄然改变了位置。
    未来会如何生长,没人知道。
    王建国只知道,自己还是会像过去一样,冷静地站在岸边,看著这潭水,如何流淌。
    至於水中的人是溺毙,是挣扎上岸,还是偶然抓住一根意外的浮木,那与他无关。
    他只需確保,自己和家人,不在水中。
    1962年的春节,是在一种混合著麻木、微渺希望以及更深层次不安的怪异气氛中到来的。
    前一年腊月里棒梗偷鸡引发的风波,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,涟漪很快被更厚重的冰层覆盖,但冰冷的寒意却渗透得更深。
    贾家依旧在院里存在著,像一块顽固的、散发著不祥气息的污渍。
    秦淮茹每日往返於工厂和家,步履愈发沉重,腰背佝僂得厉害,將近三十的年纪,看上去却像是四五十岁的老妇。
    她对院里的一切声响、议论乃至偶尔投来的目光,都彻底失去了反应,眼神空洞得如同两口废弃的枯井。
    只有回到那间充斥著病人腐败气息和绝望的屋子,面对婆婆无意识的呻吟和儿子闪烁躲藏的眼神时,那空洞里才会掠过一丝极深的、近乎碎裂的痛苦,旋即又被更厚的麻木掩盖。
    棒梗的偷窃行为,在经过韩大爷家丟鸡事件后,似乎收敛了些,至少不再在院里明目张胆。
    但王建国冷眼观察,知道这不过是假象。那孩子眼中饿狼般的绿光和得手后的窃喜、被注视时的惊惶与敌意,混杂成一种更危险的东西。
    他不再满足於院里零敲碎打,活动范围显然扩大了,回家时间更不固定,有时深夜才溜回来,身上带著胡同深处阴沟或废弃工厂特有的、潮湿骯脏的气味,偶尔还能闻到极淡的、劣质菸草味。
    他在迅速滑向胡同里那些真正的“顽主”和底层混混的圈子,那里有更“高效”的弄食手段,也有更致命的陷阱。
    王建国毫不怀疑,棒梗迟早会栽在那里面,或死,或残,或彻底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渣滓。
    但他没有任何提醒或干预的念头。
    路是自己选的,也是那个家庭和环境共同铸就的。
    他只是叮嘱自家孩子,尤其是半大小子王新平,放学必须准时回家,不许在胡同里逗留,更不许跟棒梗以及他那类人有任何接触。
    供应情况相比1961年最绝望的时期,似乎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鬆动。
    不再是毫无盼头的持续恶化,而是偶尔,在某个节日前,凭副食本可以多买一两芝麻酱,或者粮站突然到了一批顏色不那么可疑的陈年豆子。
    这点微不足道的改善,对长期处於飢饿恐慌中的人们来说,不啻於久旱后的一滴雨,虽然解不了渴,却让那种濒死的绝望感稍稍后退了半步。
    人们谈论粮食和副食的口气,不再完全是绝望的哀嚎,偶尔会带上一点小心翼翼的猜测和期盼:
    “听说开春后,定量能稳住?”
    “东北的高粱米虽说拉嗓子,好歹是粮啊!”
    王建国从单位內部传达和更高层级的信息渠道,能更清晰地把握这背后的脉络。
    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正在逐级消化、贯彻,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不再只是文件上的词语,开始转化为一些具体的、艰难的纠偏动作。
    农村政策在调整,自留地悄悄恢復了一些,集市贸易在严格管控下有限度地开闸。
    工业领域的“关停並转”和城市人口精简,在经歷了初期的混乱和阻力后,也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。
    他所在的技术部门,虽然核心项目受到保护,但也感受到了压力,一些配套的、非关键的研究被暂停或压缩,个別富余的行政或辅助人员,名字悄悄从名单上消失了。
    每次开会,领导脸上的凝重和话语里那种顾全大局、分担困难的意味,都让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更加稀薄。
    王建国自己,则因为过硬的技术能力和在关键项目上的不可或缺,位置依然稳固,甚至因为一些老同志的“退居二线”或“支援地方”,肩上担子更重了些。
    但他没有丝毫得意,只有更深的警觉。
    四合院里,各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,应对著这乍暖还寒的时节。
    三大爷阎埠贵对任何细微的供应变化都保持著猎犬般的敏锐。
    他那本记录家庭收支的笔记本上,开始出现一些新的、带著试探意味的项目:“x月x日,购得处理海带三两(顏色发黑,但可食),耗费工业券x,人民幣x分”,“听闻西直门外黑市有麩皮出售,价格高昂,未购”。
    他依然严格控制全家口粮,小球藻培养缸也还在,但三大妈偶尔会在棒子麵里掺一点点真正的豆面时,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痛心疾首,只是推推眼镜,嘀咕一句“下不为例”。
    他似乎在重新评估和计算,在极度节约和有限改善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,同时也更加警惕地盯著中院贾家——棒梗的任何风吹草动,都可能意味著院里財物的损失,必须防患於未然。
    二大爷刘海中则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。
    厂里的精简风声也刮到了车间,他虽然是个小组长,技术也还过得去,但年龄偏大,文化不高,並非完全高枕无忧。
    他变得更加积极,对车间生產、安全卫生、徒弟管教事事上心,嗓门比以往更大,试图用这种昂扬的姿態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。
    在家里,他对两个儿子刘光天、刘光福的管束达到了新的高度,动不动就搬出“当前形势”、“阶级斗爭”的大词,斥责他们“不求上进”、“给家里惹祸”,父子关係越发紧张。
    他看向王建国的眼神,也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,既有对领导下意识的敬畏,又有一种隱隱的、怕被比下去的不安。
    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向王建国请教一些政策问题,或者诉说车间管理的难处,试图拉近关係,获取一些內部消息或肯定。
    一大爷易中海依然是院里最愁眉苦脸的那个。
    贾家这个烂摊子就在眼前,棒梗越来越邪性,秦淮茹行尸走肉,贾张氏半死不活,可街道的“返乡”建议被秦淮茹死硬地顶了回来,他毫无办法。
    邻里关係因为棒梗的偷窃和贾家的绝望氛围而变得更加敏感、疏离,他一大爷的调和作用越来越无力。
    他常常蹲在自家门口,望著中院嘆气,那背影显得苍老而孤独。
    他去找王建国的次数少了,似乎也明白,王建国那冰冷的理性,给不出他想要的、充满人情味的解决方案。
    就在这种背景下,李秀芝悄悄推动的红娘计划,像灰色冬天里一丝微弱却执拗的色彩,在缓慢地渗透、发酵。
    於海棠这个名字,王建国对李秀芝提起时,似乎只是隨口一提。
    但李秀芝上了心。
    她利用街道工作的便利,几次“偶遇”下班的於海棠,从聊工作、聊天气,慢慢过渡到聊生活、聊个人情况。
    於海棠给她的印象不错,模样俊俏,声音甜润,是正经高中毕业,在轧钢厂广播员里也算拔尖的。
    性格爽利,有点小骄傲,但不算太难相处。
    提到个人问题,於海棠倒也不十分扭捏,只说“还没遇到合適的”,眼光似乎不低。
    李秀芝不敢直接提傻柱,只是迂迴地、以夸讚院里年轻人踏实肯乾的方式,提到了“食堂的何雨柱师傅,別看平时愣点,手艺是厂里一绝,为人也实在,就是缘分没到”。
    於海棠听了,只是微微一笑,不置可否,既没表现出兴趣,也没露出嫌弃。
    这態度让李秀芝有些拿不准。
    她回来跟王建国念叨:“这於海棠姑娘,心气怕是有点高。柱子那条件……模样不算出眾,就是个厨子,家里也没啥底子,能成吗?”
    王建国正在灯下看一份关於新型工业催化剂的中试报告,头也没抬:
    “成不成,看他们自己。你牵个线,递个话,剩下的別管。柱子那边,你也別提於海棠,就让他知道,有人在给他张罗就行。太刻意了,反而坏事。”
    李秀芝觉得丈夫说得有理,便按下心思,只是继续维持著和於海棠那边不近不远的联繫,偶尔以街道大姐关心年轻人的口吻,问问她工作生活,绝口不再提傻柱。
    转机出现在三月初的一天。
    街道组织三八妇女节活动,於海棠被邀请参加。
    活动后有简单的茶话会,李秀芝正好和於海棠坐到了一桌。
    聊起厂里伙食,於海棠隨口说了句:“最近食堂的菜味道好像不如以前了,大锅菜糊弄。”
    李秀芝心里一动,装作不经意地说:“是吗?我听说食堂何师傅手艺是厂里公认的啊。是不是最近食材太紧张了?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。”
    於海棠撇撇嘴:“何师傅手艺是不错,可他也不是天天掌勺。再说了,大锅菜再怎么做也就那样。”
    她顿了顿,似乎想起什么,“不过,上个月我们广播室加班,何师傅私下给我们开了次小灶,炒了两个菜,那味道……確实不一样。”
    李秀芝捕捉到她语气里那一丝极细微的、不同於纯粹评价伙食的波动,顺势笑道:
    “柱子这人就是实在,对同事没得说。別看他平时大大咧咧,心细著呢。咱们街道上次搞活动,借厂里食堂,他还来帮过忙,一点架子没有。”
    於海棠“嗯”了一声,没再接话,低头喝了口水,但耳朵尖似乎有点泛红。
    李秀芝把这次对话告诉了王建国。
    王建国听完,只是“嗯”了一声,继续看他的报告。但他心里大致有数了。
    於海棠对傻柱至少不反感,甚至可能因为那次“小灶”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
    傻柱那边,自从上次被王建国点醒后,似乎也真的收了心,没再提接济贾家的事,上班下班,偶尔被李秀芝问起“个人问题有啥想法”,也只是嘿嘿傻笑,说“全凭嫂子做主”。
    王建国觉得,火候差不多了,该让傻柱自己动一动了。
    但他不会直接去说。
    他让李秀芝找个机会,以街道了解大龄青年情况的名义,很正式地找傻柱谈了一次话,表示组织上关心他的个人问题,问他有没有心仪的姑娘,或者对对象有什么要求。
    傻柱被这组织关怀弄得有点手足无措,憋了半天,才吭哧道:
    “我……我也没啥要求,人好,能过日子就行。模样……差不多就成。最好是咱厂里的,知根知底……”
    李秀芝便顺著他的话,说:
    “厂里倒是有几个不错的姑娘,像广播室的小於,於海棠,你认识吧?模样好,有文化,就是眼光可能高点……”
    傻柱一听於海棠的名字,脸腾一下就红了,连忙摆手:“於播音员?那可不成!人家是文化人,长得又俊,哪能看上我这大老粗……”
    “话不能这么说。”
    李秀芝笑道,“你有你的长处。手艺好,人品正,这就比什么都强。再说了,成不成,不得试试才知道?你要是有心,平时在厂里遇到,大大方方打个招呼,工作上能帮衬就帮衬一下,先从普通同事处起嘛。缘分这事,谁说得准?”
    这话说得合情合理,既给了傻柱希望,又没给他压力,还指了条普通同事相处的明路。
    傻柱琢磨了一晚上,觉得李秀芝说得对。
    自己以前是有点癩蛤蟆想吃天鹅肉,不敢想。
    可现在组织都关心了,嫂子也这么说了,自己好歹是个爷们,总不能一直怂著吧?
    於是,傻柱开始偶然地在广播室送材料的时间去食堂打饭,或者正好路过广播室门口。
    起初,於海棠见到他,只是客气地点点头。
    傻柱憋足了劲,挤出一句“於播音员,忙著呢?”或者“今天的广播真好听”,说完自己先闹个大红脸。
    於海棠起初觉得这厨子有点愣,也有点好笑,但態度还算客气。
    转折点发生在四月中旬。
    厂里搞卫生大检查,广播室被分配清理仓库里堆积多年的旧唱片和宣传资料。
    都是灰尘,活儿又脏又累。
    於海棠和另一个女播音员干得满头大汗,灰头土脸。
    正好傻柱去后勤库房领东西看见了,二话没说,挽起袖子就过来帮忙。
    他力气大,也不怕脏,闷著头把最重的箱子、最积灰的角落都给收拾了,干得又快又利索。
    干完活,於海棠给他倒了杯水,道谢。
    傻柱接过水,咕咚咕咚喝了,用袖子抹了把汗,嘿嘿一笑:
    “谢啥,应该的。你们文化人,细皮嫩肉的,这粗活哪干得了。”说完觉得不妥,又赶紧补了一句,“我不是那意思,我是说……这活儿就该我们男的干!”
    於海棠看著他憨直的样子,和那双因为干活而显得格外亮堂的眼睛,忽然觉得这个平时看起来有点愣的厨子,其实挺实在,也挺……顺眼的。
    她难得地对他露出了一个比较真切的笑容:“今天真是多亏何师傅了。”
    就这一句话,一个笑容,让傻柱心里乐开了花,走路都带风。
    回去跟李秀芝匯报战果时,嘴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。
    李秀芝鼓励他:“这就对了!以心换心,真诚最重要。不过也別太急,慢慢来。”
    两人的关係,就这么不温不火,却又稳步地向前发展著。
    傻柱偶尔从食堂顺点不要票的菜边子,或者自己掏钱买点便宜水果,藉口“食堂发的”、“吃不了”,送给广播室,每次都有於海棠一份。
    於海棠开始会推辞,后来也就半推半就地收了,有时也会回赠一两张她念过的、觉得有意思的广播稿,或者一本旧的《大眾电影》。
    在厂里遇到,能多说几句话了,於海棠甚至会开他两句玩笑。
    在1962年春天略显沉闷的轧钢厂里,这段发於微时的感情,像石缝里钻出的草芽,虽然稚嫩,却透著顽强的生机。
    这一切,王建国都从李秀芝的转述中了解著。
    他依旧不置可否,不鼓励,也不阻拦,只是偶尔在李秀芝过於热心时,提醒一句:“顺其自然,別插手太多。”
    他乐见其成,因为这或许能让傻柱安定下来,减少院里一个不確定因素。
    但他也保持著观察,想看看在没有原著中那些强力干扰,贾家吸血、易中海乱点鸳鸯的情况下,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,能否真的走到一起。
    与此同时,棒梗的滑落速度在加快。
    春季治安整顿的风声渐紧,胡同里那些“顽主”和混混的生存空间被压缩,衝突加剧。
    棒梗有几天没回家,回来后脸上带著淤青,眼神更加阴鷙。
    贾张氏大部分时间在昏睡,偶尔清醒,就用尽最后的力气咒骂,对象包括棒梗,但棒梗只是用更加凶狠的眼神瞪回去,嚇得她不敢再出声。
    四月底的一天夜里,王建国被胡同里急促的哨子声、奔跑声和呵斥声惊醒。
    他起身走到窗边,撩开窗帘一角。
    外面手电光乱晃,影影绰绰不少人,似乎是在抓人。
    他听到有人喊:“在那边!翻墙跑了!”“追!”过了一会儿,动静渐渐远去。
    第二天,消息就在胡同里传开了。
    派出所昨晚突击行动,端了一个盘踞在附近废弃防空洞里的盗窃团伙,抓了好几个人,听说还有动刀拒捕的。
    有目击者说,看到被抓的人里,有个半大孩子,瘦得像麻杆,很像是贾家那个棒梗,但没看清正脸,也不敢確定。
    一整天,院里气氛诡异。
    没人去贾家问,贾家门也紧闭著。
    秦淮茹依旧去上了班,但下午就提前回来了,脸色比平时更白,眼神直勾勾的。
    傍晚时分,两个穿著蓝色制服、表情严肃的公安来到了四合院,径直敲响了贾家的门。
    全院能听到动静的人,都屏住了呼吸。
    易中海想出去,被一大妈死死拉住。
    刘海中站在自家门口,远远看著,表情严肃。
    阎埠贵把自家门开了条缝,只露出一只眼睛。
    王建国站在自家屋里,透过窗户,冷静地看著。
    公安在贾家待了大约一刻钟。出来时,秦淮茹跟在他们身后,脚步虚浮,像踩在棉花上。
    一个公安对易中海说了几句什么,易中海脸色沉重地点头。
    然后,公安带著秦淮茹走了。
    贾家门再次关上,死一般寂静。
    后来,从易中海那里辗转传出的消息是:棒梗確实参与了那个盗窃团伙,昨晚拒捕时用刮刀划伤了一个公安的胳膊,被当场抓获。
    人赃並获,性质恶劣,估计要送少管所,恐怕还得判刑。
    秦淮茹被带去问话和办理相关手续。
    消息像一块冰冷的巨石,砸进了本就沉寂的院子。眾人反应各异。
    易中海连连嘆气,说“这孩子彻底毁了”。
    刘海中背著手,严肃地说:“咎由自取!法律的制裁是公正的!”
    阎埠贵则暗自庆幸,幸亏自家看得紧,没被这孩子偷去更值钱的东西,同时也开始盘算,棒梗这一进去,贾家就剩秦淮茹和一个快死的老太太,那两间房子……是不是有別的可能?
    王建国听到消息,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
    意料之中的结局。
    他只是对李秀芝说:“这几天看紧孩子,別让他们在胡同里玩。另外,棒梗出事,贾家那边……可能会更不太平,离远点。”
    李秀芝心情复杂,既觉得棒梗可恨,又觉得那孩子可怜,更同情秦淮茹。
    “淮茹这下……可怎么活啊。”
    “怎么活,是她自己的事。”王建国语气平淡,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棒梗是,她也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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