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角，炮台山明园大厦。
这是一栋1970年落成的高层住宅，属老牌私人住宅，3座楼宇，外墙贴著乳白色马赛克。
未来步行约3分钟到港铁北角站，5分钟內可达炮台山站，交通便捷。
在七十年代末的港岛北岸，算得上体面的建筑。
黄家豪住在十九楼，一千尺的单位，三房两厅，阳台正对著维多利亚港。
此刻他倚栏而立，手里握著一杯凉透的咖啡，目光越过海面，投向对岸尖沙咀的天际线。
昨日的会面，他早已拋诸脑后。
那封摔回去的文件，那三百万港幣的“封口费”，那一声“私生子”的怒斥——此刻想来，竟像在看一场別人的戏。
他不怨，也不恨。
豪门爭產，从来如此。
母亲在世时便说过：阿豪，咱们不靠黄家，你也別指望黄家。
母亲是对的。
她给他留下了足够的底气。
这套千尺豪宅之外，铜锣湾还有一套五百尺的单位，目前出租，每月收租两千八。
美债、股票、银行存款加起来，差不多三百万港幣。
在1977年的香港，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手里握著这些，已经可以活得很从容。
可他不想只做个从容的富家翁。
他重活一世，不是为了守著几套房收租到老的。
黄家豪抿了一口咖啡，已经凉透，苦涩里带著一丝酸。他没在意，依旧慢慢咽下去。
脑子里转的，还是那个问题——怎么把蛋糕做大？
不对，更准確地说：怎么从別人碗里切下最大那块？
前世，他熟读这个时代的港文。七十年代末的香港，像一头刚刚甦醒的巨兽，浑身都是机会，也浑身都是陷阱。
地產是明牌，未来几十年只涨不跌，傻子都能赚钱。
可傻子赚的，永远是小钱。
真正的大钱，在金融。
他记得，恒生指数现在不过四百点，到八十年代初会狂飆至一千八百点。
四年，四倍。
这还不是最刺激的——那些华资收购英资的大戏，九龙仓、和记黄埔、会德丰，一场比一场精彩，一场比一场血腥。
到时候，股市会像一锅烧开的油，谁站得近，谁就能被溅一身。
可他站得够近吗？
黄家豪在心里又过了一遍自己的筹码：三百万港幣现金，两套房，一点美债。
听著不少，真扔进股市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。
收购战更是想都別想——那些动輒上亿港幣的资金，他连门槛都摸不到。
还是太穷了。
他忽然笑了一下，自嘲的。
这点家底，別说下场搏杀，连养几个女人都够呛。
关家慧那边，他已经花了小两万，买了条蒂芙尼的项炼，又在半岛订了几次晚餐。
这才半个多月。
而且重活一世，不养几个女人，那不等於白活了？
真要养起来，三百万港幣够撑几年？
他摇了摇头，把这个念头甩开。
七十年代末的香港，像一张刚刚铺开的宣纸，墨还没落，画还没成。
那些后来呼风唤雨的豪门巨富，此刻也不过是刚刚起步的中小商人。
李家成的和记黄埔还在整合，李兆基的新鸿基刚刚分家，郑裕彤的周大福还在做黄金珠宝。
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
或者说，曾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
黄家豪知道，接下来的十年，会是香港財富分配最疯狂的十年。
有人一跃登顶，有人原地踏步，有人一败涂地。
蛋糕会越做越大，可分蛋糕的人会越来越少——因为输的人，会被彻底踢出局。
他不想做那个被踢出局的人。
他握紧手里的杯子，凉意从掌心透进来，却让他越发清醒。
怎么入场？
实业太慢，地產太笨，金融太险。
可风险和收益从来是孪生兄弟，你想要大的，就得敢赌大的。
问题是，赌什么？
他需要一个切口，一个不大不小、不早不晚、正好踩在这个时代节拍上的切口。
太超前不行，比如智慧型手机，现在连大哥大都还没出现；太落后也不行，比如纺织厂，已经过了黄金期。
这个切口必须精准，必须锋利，必须能一刀切下去，就见血。
黄家豪转过身，背对海面，倚著栏杆望向屋內。
客厅里陈设简单，没什么奢侈品，却处处透著讲究。
一对酸枝木的太师椅是母亲留下的，墙上一幅岭南派山水是真跡，角落里的唱片机正放著许冠杰的《半斤八两》。
这些是他刻意保留的，提醒自己从哪里来，也提醒自己往哪里去。
前世的他，顛沛半生，什么都干过，什么都没干成。这一世，他不想再重复那种日子。
他要的，不是活著，是活透。
活透，就得入场。入场，就得有筹码。筹码不够，就得想办法。
他想到了股市，想到了那些即將上演的收购战，想到了恒生指数从四百点到一千八百点的四年狂飆。
可光想没用，得动。
他需要一个跳板，一笔能让他从三百万变成三千万的资金，一个能让他挤进牌桌的机会。
机会在哪里？
黄家豪望著屋內那对酸枝木太师椅，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：阿豪，做人要稳，可该出手时，手不能软。
他点了点头，像是终於下定了什么决心。
三百万，两套房，一个来自未来的脑子。
够了。
这餐桌，他上定了。
…
…
…
接下来的日子，黄家豪开始认真处理手中的美债和股权，將零散资產逐一变现。
別看香港日后贵为世界金融中心，眼下的资金流转效率还远不如后世。
一通操作下来，等他真正把所有资產清算完毕，已是半个月后。
帐户上的数字最终定格在三百一十五万。
比预想的多了一点。
这笔钱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扔进股市能听个响，扔进地產能买层楼，但要真正撬动什么，还差得远。
他清楚，真正值钱的不是这三百多万，而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
——人脉，信息，以及进入牌桌的资格。
於是这半个月里，除了跑银行、跑交易所，他还做了一件事：组局。
中环的私人会所，浅水湾的餐厅，半岛酒店的咖啡厅……他主动约那些二代同学们吃饭、喝茶、看马赛。
这些人，以前他从不亲近。
原主性格散漫，对这些“紈絝子弟”向来敬而远之，寧可一个人窝在公寓里听唱片。
但黄家豪清楚，这些人背后的关係网，才是这个时代最值钱的硬通货。
许家的公子，父亲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；郑家的少爷，叔叔是新鸿基的董事；还有那位利家的小姐，家里是铜锣湾的地王……
酒过三巡，赛马看完，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。
谁家最近在和谁谈生意，哪家银行资金紧张，哪个上市公司內部不稳。
这些消息，报纸上看不到，交易所里听不著，只有在这种场合，才会在推杯换盏之间，不经意地漏出来。
黄家豪从不刻意打听。他只是听著，记著，偶尔点点头，適时递上一句“哦？那后来呢？”
半个月下来，他手里的牌，比三百一十五万更厚了几分。
这是一栋1970年落成的高层住宅，属老牌私人住宅，3座楼宇，外墙贴著乳白色马赛克。
未来步行约3分钟到港铁北角站，5分钟內可达炮台山站，交通便捷。
在七十年代末的港岛北岸，算得上体面的建筑。
黄家豪住在十九楼，一千尺的单位，三房两厅，阳台正对著维多利亚港。
此刻他倚栏而立，手里握著一杯凉透的咖啡，目光越过海面，投向对岸尖沙咀的天际线。
昨日的会面，他早已拋诸脑后。
那封摔回去的文件，那三百万港幣的“封口费”，那一声“私生子”的怒斥——此刻想来，竟像在看一场別人的戏。
他不怨，也不恨。
豪门爭產，从来如此。
母亲在世时便说过：阿豪，咱们不靠黄家，你也別指望黄家。
母亲是对的。
她给他留下了足够的底气。
这套千尺豪宅之外，铜锣湾还有一套五百尺的单位，目前出租，每月收租两千八。
美债、股票、银行存款加起来，差不多三百万港幣。
在1977年的香港，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手里握著这些，已经可以活得很从容。
可他不想只做个从容的富家翁。
他重活一世，不是为了守著几套房收租到老的。
黄家豪抿了一口咖啡，已经凉透，苦涩里带著一丝酸。他没在意，依旧慢慢咽下去。
脑子里转的，还是那个问题——怎么把蛋糕做大？
不对，更准確地说：怎么从別人碗里切下最大那块？
前世，他熟读这个时代的港文。七十年代末的香港，像一头刚刚甦醒的巨兽，浑身都是机会，也浑身都是陷阱。
地產是明牌，未来几十年只涨不跌，傻子都能赚钱。
可傻子赚的，永远是小钱。
真正的大钱，在金融。
他记得，恒生指数现在不过四百点，到八十年代初会狂飆至一千八百点。
四年，四倍。
这还不是最刺激的——那些华资收购英资的大戏，九龙仓、和记黄埔、会德丰，一场比一场精彩，一场比一场血腥。
到时候，股市会像一锅烧开的油，谁站得近，谁就能被溅一身。
可他站得够近吗？
黄家豪在心里又过了一遍自己的筹码：三百万港幣现金，两套房，一点美债。
听著不少，真扔进股市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。
收购战更是想都別想——那些动輒上亿港幣的资金，他连门槛都摸不到。
还是太穷了。
他忽然笑了一下，自嘲的。
这点家底，別说下场搏杀，连养几个女人都够呛。
关家慧那边，他已经花了小两万，买了条蒂芙尼的项炼，又在半岛订了几次晚餐。
这才半个多月。
而且重活一世，不养几个女人，那不等於白活了？
真要养起来，三百万港幣够撑几年？
他摇了摇头，把这个念头甩开。
七十年代末的香港，像一张刚刚铺开的宣纸，墨还没落，画还没成。
那些后来呼风唤雨的豪门巨富，此刻也不过是刚刚起步的中小商人。
李家成的和记黄埔还在整合，李兆基的新鸿基刚刚分家，郑裕彤的周大福还在做黄金珠宝。
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
或者说，曾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
黄家豪知道，接下来的十年，会是香港財富分配最疯狂的十年。
有人一跃登顶，有人原地踏步，有人一败涂地。
蛋糕会越做越大，可分蛋糕的人会越来越少——因为输的人，会被彻底踢出局。
他不想做那个被踢出局的人。
他握紧手里的杯子，凉意从掌心透进来，却让他越发清醒。
怎么入场？
实业太慢，地產太笨，金融太险。
可风险和收益从来是孪生兄弟，你想要大的，就得敢赌大的。
问题是，赌什么？
他需要一个切口，一个不大不小、不早不晚、正好踩在这个时代节拍上的切口。
太超前不行，比如智慧型手机，现在连大哥大都还没出现；太落后也不行，比如纺织厂，已经过了黄金期。
这个切口必须精准，必须锋利，必须能一刀切下去，就见血。
黄家豪转过身，背对海面，倚著栏杆望向屋內。
客厅里陈设简单，没什么奢侈品，却处处透著讲究。
一对酸枝木的太师椅是母亲留下的，墙上一幅岭南派山水是真跡，角落里的唱片机正放著许冠杰的《半斤八两》。
这些是他刻意保留的，提醒自己从哪里来，也提醒自己往哪里去。
前世的他，顛沛半生，什么都干过，什么都没干成。这一世，他不想再重复那种日子。
他要的，不是活著，是活透。
活透，就得入场。入场，就得有筹码。筹码不够，就得想办法。
他想到了股市，想到了那些即將上演的收购战，想到了恒生指数从四百点到一千八百点的四年狂飆。
可光想没用，得动。
他需要一个跳板，一笔能让他从三百万变成三千万的资金，一个能让他挤进牌桌的机会。
机会在哪里？
黄家豪望著屋內那对酸枝木太师椅，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：阿豪，做人要稳，可该出手时，手不能软。
他点了点头，像是终於下定了什么决心。
三百万，两套房，一个来自未来的脑子。
够了。
这餐桌，他上定了。
…
…
…
接下来的日子，黄家豪开始认真处理手中的美债和股权，將零散资產逐一变现。
別看香港日后贵为世界金融中心，眼下的资金流转效率还远不如后世。
一通操作下来，等他真正把所有资產清算完毕，已是半个月后。
帐户上的数字最终定格在三百一十五万。
比预想的多了一点。
这笔钱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扔进股市能听个响，扔进地產能买层楼，但要真正撬动什么，还差得远。
他清楚，真正值钱的不是这三百多万，而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
——人脉，信息，以及进入牌桌的资格。
於是这半个月里，除了跑银行、跑交易所，他还做了一件事：组局。
中环的私人会所，浅水湾的餐厅，半岛酒店的咖啡厅……他主动约那些二代同学们吃饭、喝茶、看马赛。
这些人，以前他从不亲近。
原主性格散漫，对这些“紈絝子弟”向来敬而远之，寧可一个人窝在公寓里听唱片。
但黄家豪清楚，这些人背后的关係网，才是这个时代最值钱的硬通货。
许家的公子，父亲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；郑家的少爷，叔叔是新鸿基的董事；还有那位利家的小姐，家里是铜锣湾的地王……
酒过三巡，赛马看完，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。
谁家最近在和谁谈生意，哪家银行资金紧张，哪个上市公司內部不稳。
这些消息，报纸上看不到，交易所里听不著，只有在这种场合，才会在推杯换盏之间，不经意地漏出来。
黄家豪从不刻意打听。他只是听著，记著，偶尔点点头，適时递上一句“哦？那后来呢？”
半个月下来，他手里的牌，比三百一十五万更厚了几分。